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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程序的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案例简评

发布时间:2024-02-26  来源:本网  点击量:415

承办律师:吕绿化、王瑞平

法律文书:

1、广元市市中区检察院,广区检刑诉字(2003)79号起诉书,指控刑警陈某某、李某犯刑讯逼供罪;

2、广元市市中区法院(2003)广中刑初字113号刑事判决书,以指控证据不足判决陈某某、李某无罪;

3、广元市市中区检察院,(2004)广区检刑抗字01号抗诉书。认为陈某某、李某构成犯罪,向广元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陈某某、李某构成刑讯逼供罪;

4、广元市中级法院(2004)广刑终字第12号 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检察院抗诉,维持原判。

辩护要点:依照证据裁判原则,不符合程序的鉴定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案情简介及起诉指控

刑警陈某某、李某办理一起盗窃案在现场抓捕时,犯罪嫌疑人严某甩开警察逃脱。几天后办案刑警接到报告逃脱的犯罪嫌疑人严某出现在一个街边,刑警陈某某、李某前去抓捕,严某看见警察后再次逃跑并与实施抓捕的警察发生搏斗,在经历了约5分钟的搏斗,两名警察在其他群众的协助下将摔倒在地的严某双手铐住带回派出所,并从严某身上搜出了失主被盗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皮套等物品,严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后法院认为严某盗窃价值不大,认罪态度好,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但严某在看守所羁押五天后,向检察机关举报办案刑警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他身上有多处伤情,检察机关对被举报的两名刑警立案侦查。

根据在案证据证实,严某被抓获后,警察是先将严某送到拘留所暂时关押两天后送往看守所羁押的。在警察将严某带往拘留所关押时,严某对拘留所民警称身上有多处受伤腰部疼痛,拘留所民警要求办案警察将其带医院检查治疗,两名办案警察将严某带到医院检查,医院检查为:严某体表多处软组织损伤,右胸第6肋骨线性骨折,脾脏实质内血肿。由于刑警陈某某在抓捕过程中也有受伤,一并在医院作了检查为多处软组织损伤及手指、膝部表皮擦伤。第二天,警察又送严某到医院对严某线性骨折进行了固定带固定,严某在拘留所两天后送往看守所羁押。根据看守所“收押案犯登记表”中记载,严某入所时陈述,右肋骨被办案警察打骨折,腰部也疼痛。在看守所羁押2天后,看守所警察例行对被羁押人员进行谈话,在谈话记录中严某称“自己身上有伤,是办案人员打的,目前感觉右肋骨痛”,入所记录及谈话记录均有严某签字。

但3天后,严某突然向检察机关驻看守所检察室举报,说自己遭到了办案民警的棍棒殴打刑讯逼供,检察院接受举报后委派检察院的法医对其进行了身体检查并作了法院鉴定。检查结果除了严某入所前在医院检查的多处软组织损失及肋骨线性骨折和脾脏实质内血肿外,非常诡异的是,严某身上又多了“背部有面积815.7平方厘米的棍棒伤”的伤情,其损伤程度为轻伤。

检察院根据严某举报陈述的事实及检察院法医检验结论,认为刑警陈某某、李某在抓捕犯罪嫌疑人严某后,为了逼取口供,在派出所内对其刑讯逼供,并用木棒打击其背部,经法医鉴定严某多处软组织损伤,右胸第6肋骨骨折属轻微伤,脾脏实质内血肿属轻伤,特别是背部有面积815.7平方厘米的棍棒伤属轻伤。虽然两名刑警否认有刑讯逼供行为,认为严某的伤情是抓捕时严某拒捕搏斗所致。但检察院仍以两名刑警构成刑讯逼供罪立案侦查后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律师辩护

在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时,两名刑警均否认指控的犯罪并提出了辩解,陈述严某的伤情系抓捕时严某拘捕搏斗所致,对于杨某背部的棍棒伤是否存在及何时形成不知情。

笔者及本所的另一位律师分别作为两名刑警的辩护律师,根据两名刑警陈述的事实,结合案件材料认为指控的刑讯逼供证据不足,对2被告人作了无罪辩护。其辩护的主要理由是:

1、两名刑警抓捕涉嫌盗窃的严某后,从严某身上搜出了失主失窃的身份证、银行卡等证据,属于人赃俱获,严某也承认盗窃事实,该案已经侦破,两名刑警没有刑讯逼供的必要及理由。

2、两名刑警在抓捕严某时有搏斗的客观事实发生,双方均有损伤,其中不排除严某在拘捕时与刑警搏斗被摔倒在地有肋骨骨折及脾损伤以及软组织损伤的情况,该损伤虽然与两名刑警的抓捕行为有关,但属于履行警察职责。

3、本案关键是检察院法医鉴定,除了认定严某有肋骨骨折及脾损伤以及软组织损伤的情况外,还认定严某背部有棍棒打击形成的体表软组织损伤,其损伤面积达到815.7平方厘米,而该损伤不可能在抓捕时搏斗形成。

证据表明,在抓捕严某的当天严某因胸部疼痛被刑警带到医院就诊,严某并没有向医生陈述其背部有伤,医院的检查记录也记录了严某胸部的损伤,严某第二天到医院对胸部肋骨骨折作固定时也没有陈述背部的伤情,医生也没有记录其背部有大面积损伤,在进入看守所进行登记时严某也仅仅是陈述胸部疼痛,在之后看守所警察对其进行谈话时也仅是陈述胸部疼痛,没有说背部的伤,在几天后严某才向检察机关陈述被刑讯逼供并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医检查,发现了背部的大面积损伤。显然,检察院法医检查鉴定的严某的背部大面积损伤与医院医生对严某的两次检查、治疗记录不符,与严某入拘留所及看守所时的记录及看守所管理人员对其进行谈话时严某陈述的伤情不符,严某的陈述存在不一致,严某背部的伤情是何时形成及怎样形成的存疑。

4、检察院的法医鉴定书中仅有一名法医签字,程序不合法,特别是检察机关未将法医鉴定结论依法告知二被告人,致使二被告人丧失了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也使一审审理期间已经失去重新鉴定的条件。因此,其法医鉴定不能确定严某背部的伤情形成的时间及形成的原因,更不能确定系二被告人刑讯逼供所致,该鉴定因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辩护律师认为,二被告人在抓捕严某过程中发生过激烈搏斗,不能排除严某的右胸第六骨骨折和脾脏实质性血肿是在搏斗中形。而严某背部伤的痕迹是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形成的,依照证据裁判原则依法不能证实。根据相关证据,不能够排除严某背部的伤痕迹在被抓捕前就已经形成或者关押期间在看守所形成,也不能够确认其背部的伤痕迹,就是棍棒所致甚而不是其他原因形成,至不能排除是皮肤过敏等原因形成。在本案中不能排除严某因两名刑警对其抓捕使其受到刑事处罚而对刑警不满而报复诬陷的可能。因此,指控两名刑警对严某刑讯逼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判决二被告人无罪。

法院判决

法院在开庭审理后,一审判决基本上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以本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某、李某依法履行职责抓捕盗窃犯罪嫌疑人严某时严某拘捕而发生搏斗,严某受伤属实,警察陈某某也受了伤,之后严某向检察机关举报所受伤系警察逼供所致。公诉机关指控陈某某、李某刑讯逼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指控的事实,而且对严某的伤情鉴定有违程序,因此,起诉指控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以指控证据不足,判决两名刑警不构成刑讯逼供罪。

抗诉及二审

对于法院的一审无罪判决,检察机关则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刑讯逼供罪成立,认为二被告人在抓捕严某过程中虽有搏斗,但不存在足以造成严某右胸第六骨骨折和脾脏实质性血肿的激烈搏斗,背部的大面积棍棒伤情虽然医院病历未有记载,但并不能说不存在。故应当认定严某的伤情系二被告人刑讯逼供所致,依法应当对二被告人定罪量刑,向中级法院提起了抗诉。

本案进入二审,辩护人仍然对两名刑警作了无罪的辩护。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二被告人在抓捕严某过程中发生过激烈搏斗,严某的右胸第六骨骨折和脾脏实质性血肿无法排除是在搏斗中形成,其背部体表软组织损伤虽有法医鉴定,但不能够证实具体形成的时间及形成的原因,医院的两次病历记录,看守所的谈话记录等均没有记载。同时,侦察机关未将法医鉴定结论及时告知二被告人,导致丧失了重新鉴定的权利,而一审审理期间已经失去重新鉴定的条件,不能确定严某背部的伤情系二被告人刑讯逼供所致,故抗诉理由不能够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检察机关的抗诉,维持原判。

小结

本案判决两名刑警无罪的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没有将作为证据的法医鉴定结论依法告知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李某。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由于检察机关没有依法将该法院鉴定结论依法告知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的陈某某、李某,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导致了该法医鉴定不能够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不能够确定严某背部伤情与两名刑警的关联性。

特别是,从本案的其他证据来看,两名刑警抓捕涉嫌盗窃的严某后,从严某身上搜出了失主失窃的身份证、银行卡等证据,属于人赃俱获,严某也承认盗窃事实,该案已经侦破,两名刑警没有刑讯逼供的必要及理由。而具有拒捕与刑警搏斗的行为,严某其他伤情不能够排除在抓捕时搏斗所致。而本案严某背部的伤情是何时形成及怎样形成的存疑,也不能够确认其背部的伤情就是棍棒所致。因此,两审法院依照证据裁判原则应当以指控证据不足,判决两名刑警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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